我国近代职业教育起步于民族危难之际，发轫于内忧外患之时。职业院校的创办由有识之士、开明官员兴办的零星职业学堂，发展壮大成如今国家全方位设计的成千上万所中高职院校；职业教育相授传承的方式由家族世袭师徒继承，转向了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大国工匠；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由过去被视作低人一等的次等教育，逐步回归于正规教育的行列类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职教战线的努力下，我国加快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数量由少到多：从一所船政学堂到万所中高职院校

1866年福州马尾创办船政学堂，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诸多奇迹。作为我国近代第一所职业教育特征突出的实业学堂，船政学堂培养出了首批造船和航海的专门人才，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史

上的一座丰碑。船政文化的独特内涵具有穿越时空、辉映时代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其教育模式、课程体系以及考核制度均为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积淀了积极元素。在国家顶层设计下，职业院校的规模不断扩大，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已有中等职业学校万余所，高等职业院校千余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国职业院校的办学规模将会高数量稳定，办学质量持续扩提高，现代职业教育将继续健康持续发展。

（一）福建船政学堂构建了我国第一所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学校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福建船政局，1867年迁至马尾改名为船政学堂。学堂引进了西方的教育模式，各专业根据需要和自身特色设有不同的课程体系。学生除学习外语、算数、几何类公共必修课外，还需学习相关专业的基础课。这种将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基础课分类教学的课程设置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使学生的学科知识得到均衡发展。

船政学堂的办学体制并非厂办学校或校办工厂，而是按厂校一体进行统筹规划。课堂教育与生产实践充分对接，教习教学角色带有“双师型”特点，既是教导理论知识的老师，又是指导学生实践操作的工程师；学生培养模式具有“双元制”特征，既是学员，课堂上习得相关专业知识，又是学徒，接受劳动参与技能培训。这种厂校一体化的办学体制将产、学、研高度地结合起来。正是由于教学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创办5年之时，船政学堂制造专业的学生已具备了独立制作和指挥施工的能力。切合实际需要的办学模式和各专业均衡互通并行的课程体系使得学堂毕业生大多成为行业栋梁之材。

1877—1897年，船政学堂陆续派遣了四批官派留学生赴欧深造。回国学生后来大多成为北洋舰队的海军将领或军舰舰长等国家海军骨干人才。船政学堂为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和工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后，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学堂层出不穷，如1880—1882年相继出现的天津电报学堂、广东实学馆、天津水师学堂和上海电报学堂等。李鸿章在张之洞开办水师学堂时曾明确表示“闽堂是开山之祖”。福建船政学堂的办学模式无疑为这些学堂的发展提供了范式。船政学堂培养出了我国近代第一批海军军官和工程技术人才，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船政模式”，对同时代的其他高等学堂产生了积极引导作用。

（二）我国已经在成为世界上职业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积极部署了一系列政策加强职业教育的发展。至1952年全国已有技工学校22所，在校生高达15000人。1958年半工半读教育制度兴起。在当时有限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下，这种将实操与教学紧密结合、重视成人继续教育的职教模式，不仅推动了农业中学和城市职业中学的创办，改变了我国单一的全日制教育结构，还为日后建立新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重大决策，促使国家急需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和熟练劳动者，职业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截至1998年，由我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已达101所，在校生14.86万人。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已开始由单纯强调改革调整向着以规模内涵并重的发展方式转变。

21世纪以来，技能型人才深受各行各业重视，发展职业教育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因势利导、重点投入，在政策推动之下大力开办职业院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职教行业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至2009年我国中、高职的学校规模已占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2015年，我国已有中等职业学校1万多所，高等职业院校1000余所。

在新常态、“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诸多国家战略发展规划的不断推动下，发展职业教育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关乎广大民生和经济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从一所福建马尾船政学堂的创立至万所中高等职业院校并驾齐驱的历史流变中，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未来前景将是更加乐观。

二、质量由低到高：从传承师门小手艺到服务产业大工匠

在职业学校出现以前，传统的家庭作坊依赖于父子相传的世代承袭。随后官府教育与行会教育产生，技艺的传承由亲缘关系逐步向着以经济利益为主的师徒相授沿袭。18世纪的工业革命催生了大规模的集体化生产，学校教育体系的完善以及班级授课的教学模式促使了职业教育制度化。传统学徒制蜕变引出了现代学徒制。职业教育的从业者也由过去谋生养家的小手艺人衍变成服务产业发展的大国工匠。如今，新型学徒制、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等职教发展新模式的出现，有力推动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向着更深层次、宽范围、多领域腾飞，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也进入了新的历史节点。

（一）基于亲缘和等级关系的技艺传承

著名戏曲研究家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中谈道：“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传承，是古老作坊里师徒之间手把手、心对口、口对心的教习、传授、帮带和指点。”择徒拜师是文化技艺传承的普遍现象和主要方式。

这种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传承模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积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手工技艺的发展有其独特的体系支撑，学习者必须对自己从事的行业有一个全面了解，熟悉生产制作过程，才能切实保证技术的掌握。承袭过程中，师傅的技艺精神亦会被徒弟延续，形成了独特的技艺流派。正是由于这种务实的培养方式，造就了许多能工巧匠、积淀了丰富的手工业文化。

行业分工越细化，就越需要足够的专门手工业者延续产业命脉。“一脉相承”式的传统学徒制保证了学徒在职业道德的约束下能够心无旁骛地钻研技艺，使技能不断专业化和精细化。

（二）基于工业化文明发展的技能教育变迁

18世纪的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了现代社会。大规模的集体化生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作坊，学校教育制度的完善以及班级授课制的出现，推动着原来由少数人组成的“精英教育”朝着面向大众传播的现代教育转变。作为高度依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教育形态，传统学徒制历经了辉煌、式微、反复和蜕变后，并未随着学校教育的兴起而消亡，而是以其天然蕴含的职业教育思想、根据各国教育发展的背景差异，以不同的形式延续着，并产生了多元模式下的现代学徒制。

我国也在借鉴发达国家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需要的现代学徒制教育形式。这种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延续了传统学徒制重视职业技能训练的优点，同时又突出了理论知识的重要性，亦成为职业教育培养复合型技能人才的有效途径。

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积极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在历史的进程中，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向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基本模式转变革新，不断深化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铺垫强国之路的时代价值。

（三）基于产业升级的工匠精神培养

工匠精神，简言之即工匠们对质量精益求精，对设计独具匠心，享受着不断雕琢产品、改善工艺的升华过程和理想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不仅需要大批科学技术专家，更需要数以万计的能工巧匠。

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期。在制造业强国的征程中，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已成为中国制造乃至中国创造的核心竞争力和关键组成部分，决定着中国产品能否在国际制造业的激烈竞争中谋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目前，“大国工匠”仅是我国庞大技术职工队伍中的一小部分，数量不多，要想使一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不断涌现，则需高效推行现代学徒制，打通产、学、研三大关节点。推行行业企业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切实发挥现代学徒制的综合优势，塑造未来员工的“工匠精神”。

三、地位由弱到强：从势微位弱到体系完善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推进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制定了诸多阶段性的政策法规。随着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大力投入，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平台更加广阔、定位愈发精准。市场需要什么，职业教育就怎样进行。在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之下，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由被视作末流教育的观念偏见逐步回归于正规教育的行列之中；从业者的角色地位也随之发生改变，由谋生需求的技能劳作者转为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追根溯源，职业教育体系的转变与党和政府对于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前，我国已绘就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宏伟蓝图，到2020年将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总体来看，我国职业教育的历史进程顺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民生和教育公平。